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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屆犯罪治理高端論壇綜述

時間:  2019-11-22 14:20
探索新時代犯罪治理現代化的路徑
 
——第二屆犯罪治理高端論壇綜述
 
作者 唐亞南
 
  11月15日,“第二屆犯罪治理高端論壇”在湖北武漢舉行。本次論壇是湖北警官學院、湖北省社會治安治理研究中心、湖北省法學會犯罪學研究會、湖北省法學會刑法研究會共同舉辦。與會代表結合黨中央關于推進社會治理體制創新精神與決策部署,圍繞安全治理新思考、社會治理新觀察、犯罪治理新探討等專題展開了熱烈的討論。
 
  一、中國犯罪治理與現代性考察
 
  進入新世紀以來,我國社會利益結構深刻調整,對國家的安全與穩定提出了新的挑戰。黨中央始終高度重視社會管理創新,犯罪治理現代化是對社會管理創新的積極回應。現實需要將實踐經驗理清脈絡,更需要在理論層面作出令人信服的解讀與指導。
 
  中國政法大學教授皮藝軍就犯罪治理現代化問題指出,首先,現代性的核心是開放性。從社會學標志看它是一種非傳統,它會跟傳統因素發生沖突。第二,治安理念的現代性。黨的十九屆四中全會提出的守正創新,我們要把它放到現代性中考察,會發現這中間要解決很多相互博弈的概念。第三,治安戰略的現代性。這種現代性就是對于過去曾經歷史過程中弊端的一種修正。第四,科技現代化。警察在犯罪治理中的創新,是指在科技使用、人機互動和應用方面的創新。
 
  北京工業大學教授張荊認為,改革開放以來中國警察制度的變革邏輯反映了國家應對犯罪的現代化脈絡:正規化、專業化、科技化、基層化是其突出特征,但警察權的擴張與限制、警察職責的防范與打擊、科技應用與隱私保護、警察與民眾合作共治等問題仍然是新時代犯罪治理現代化進程中需要認真對待的問題。
 
  中國人民公安大學教授劉為軍認為,從更宏大的犯罪治理乃至社會治理視角出發,將偵查置于犯罪治理和國家治理現代化體系之下,必然要對偵查附加預防犯罪和服務公眾職責。我們需要討論的不是偵查應否同時滿足預防和服務要求,而是如何在對偵查實踐進行充分總結的基礎上,找到實現偵查、預防與服務三者實質融合的具體方案。
 
  湖北省社會治安治理研究中心執行主任副教授黃石認為,隨著國家治理的現代化的不斷推進,犯罪治理領域新時期出現了應對犯罪的主體多元化趨勢。多元化趨勢因應對了社會治理體制演進的基本軌跡,更指明了新時期犯罪治理體系的現代化走向。多元治理的產生存在時代利益結構調整與社會意識的變遷要素,治理理念的嬗變需要關顧治理環境的約束,治理績效的提升尚需治理機制的健全。
 
  二、國家安全視角下的基層治理
 
  面對全球化時代錯綜復雜的國內外形勢,我國國家安全戰略已從傳統的單一安全觀轉向總體安全觀,基層治理已成為國家綜合安全的主陣地之一。
 
  武漢大學政治與公共管理學院教授儲建國認為,黨的十九屆四中全會對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制度體系進行了更全面更準確的論述,在局部層面對各項制度提出了更加切實有效的改革與完善方案。他結合馬克思的“社會有機體”理論,提出“政治有機體”理論,闡述政治有機體具有統一性、協調性、活力性與生長性,由此可以更好理解當代中國為什么可以實現長期的穩定發展。他認為,突破傳統的國家理論,從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政治有機體理論的角度,既可以從宏觀上理解和把握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制度體系的特征,也可以更好地指導當前基層社會治理實踐。
 
  湖北省社會科學院政法研究所所長凌新認為,黨的十九屆四中全會提出的國家治理現代化體系,里面加了民主協商這一重要部分,這就是多元治理的政策依據,我們怎么樣讓更多的社會力量加入到社會治理工作中。同時,在國家治理現代化體系里還有一個科技支撐,因為現在是陌生人社會,和原來熟人社會的治理成本完全不一樣,信息不對稱,管理方如何掌握大量的技術?這需要利用現有的技術,加強治理主體或者治理對象之間信息雙向和多向的交流。
 
  北京社會科學院綜合治理研究所所長袁振龍認為,從社會資本的角度觀察城鄉社區在快速城市化的浪潮中,原來的熟人社會變成了新的陌生人社會,這時候主要是社區成員之間,特別是流動人口相互之間缺乏互動和信任,社會資本下降,行為失當,根據這個假設考察了西方早期用社會科學的方法研究犯罪問題,包括鄰里關系、道德規范、信任、社區激勵等等,都對違法犯罪可能有影響。我們的社區民警在這個過程當中怎么樣去組織群眾,北京的西城大媽、朝陽群眾都是群防群治的做法,實際上群防群治本身也是社區參與的一個重要形式。
 
  華中師范大學社會學院副院長徐曉軍認為,隨著城市化的發展,城市對于周邊鄉村的控制和資源反哺的力度都大大地強化了。在“治理至上,淡化發展”理念下的郊區成為城市發展的附屬物,導致主體性缺失,發展能力退化、發展潛力不足。找回郊區的主體性,推動郊區的轉型發展,有助于消解數十年來中國形成的城鄉二元對立格局,且有利于城市、郊區、農村三者的互補和均衡,從而實現一體化發展,這也是推動我國城鎮化持續健康、安全發展的有效途徑。
 
  華中師范大學社會學院副教授劉杰認為,從黨的十八屆三中全會的《決定》到黨的十九屆四中全會的《決定》,要建立國家治理能力和治理體系的現代化,但是它確實面臨很多的困境,比如說政府的壓力是逐步增加,而社區治理過程當中社區在獨自奮斗。而社區對基層政府是高度依附的,而且現在學術界也好,政界也好,他們涉及的行政化的批復是最多的,同時在社區里面,它的自治組織是科層化的,公眾參與是低度參與,或者說是一種無效參與等等。這是需要一系列的反思。
 
  西南政法大學刑事偵查學院博士佘杰新認為,從體制上,現在犯罪治理措施都是把城市運用得比較好的樣本推到農村,這里面必然會涉及到一個問題,就是很容易忽視農村社會結構、社會資源以及文化底蘊等在犯罪治理中產生的作用,我們未來需要做的事情是進一步適應防控體系,構建農村和城市各有特點的治安防控體系。
 
  三、國家和企業共治犯罪的問題
 
  現代公司治理中的企業合規計劃是一個重要的替代模式。企業內控在我國僅在位階較低的行政規章中有所涉及,企業合規的推行需要刑法的擔當,合規治理中的人身權邊界問題也需要加以應對。
 
  湖北省法學會刑法研究會副秘書長吳鳳認為,企業合規管理是國家治理的重要組成部分,國家治理理念又滲透至企業管理理念之中。雖然每個國家企業管理或公司治理模式不盡相同,如英美國家采取的是市場監控模式、德日國家采取的是股東監控模式,我們國家則采取混合治理模式等。但無論是采取何種治理模式都應該重視企業刑事風險管理,因為刑事風險有可能對企業造成毀滅性打擊。
 
  國家檢察官學院科研處負責人操洪均認為,刑法修正案增加了一個罪名,叫“拒不履行信息網絡安全監管義務罪”,實際上它把相關的罪放到企業這邊了,企業如果沒有履行這樣的職責,就可以追究企業的責任。實際上在歐美國家,他們在反腐敗的法律制定當中都有類似的條款制定,就是把以前以懲罰為主的換成懲罰和預防相結合。
 
  北京師范大學社會發展與公共政策學院博士后萬方認為,合規反腐就是指企業內部通過反腐敗來推進腐敗治理的一種模式。這種模式最初發源于美國,后來被其他國家以及國際組織來借鑒,形成了多邊條約與國際標準軟法的規則體系。目前我國的構建路徑,基本上是通過學習國外軟法的建構,來共同推進反腐敗合規在我國的實踐落地。
 
  北京社會科學院綜合治理研究所副研究員王潔認為,涉眾型經濟犯罪治理不僅僅是犯罪人多,而且被害人也多,新型犯罪在網絡幫助下最重要的是它造成了如此眾多的被害人。涉眾型經濟犯罪和傳統犯罪不同的地方,一是犯罪外卷,二是被害內卷,最重要的是疊加。在犯罪評估,案件數和犯罪人數是傳統的評價方法,但是用這種方法來評估現在新時代的犯罪是不夠的。
 
  山東大學刑事合規研究中心執行主任李本燦認為, 要推動國家與企業共同治理。傳統的企業治理強調的是單一的國家規制,實際上是通過刑罰預防的功能,確切地說是一般預防的功能來制止企業犯罪。但實際上這種單一的模式效果可能是欠佳的。企業距離犯罪比較近。比如說網絡平臺和犯罪之間是零距離,對于犯罪這種網絡平臺可能更容易發現。 同時,企業參與犯罪治理顯然可以節約國家在這方面治理的資源。
 
  四、黑惡勢力犯罪控制
 
  上海政法學院教授岳平認為,在掃黑除惡中進階的下一個目標就是精準性,在法律適用上形成一個新的體系,有一個統一的標準,對惡勢力行為、惡勢力犯罪集團這種統一標準應該在國家司法機關盡快給出統一的標準,我們做研究也可以進行更多的研究,提出更具指導性的、貢獻性的、實務性的研究成果。
 
  中南財經政法大學刑事司法學院副教授焦俊峰認為,有一些惡勢力達不到規定的程度,但老百姓深惡痛絕的,不過打擊起來又找不到依據,現在法律中沒有明確規定,這里面的落差怎么消化,也就是事實和法律和規范之間有很大的差別,這個問題值得去探討。
 
  華中科技大學法學院講師杜治晗認為,國家強調掃黑除惡要打小、打早,這是法治的一個進步。不過,也應該看到,我國的打擊黑惡勢力的斗爭,呈現出明顯的周期性特征。這種周期性特征顯示,刑法事實上沒有支撐司法機關“打早打小”。即使是飽受批評的“口袋罪”尋釁滋事罪,其構成要件也仍是固化的,成罪條件標準實際并不低。由于這種規范和事實之間打擊的距離,尤其是在輕微犯罪罪名普遍缺乏的情況下,對一些黑惡勢力只能是“放近了再打”“養肥了再打”,從而形成了掃黑除惡的周期性特征。
 
  河南大學法學院副教授劉夏認為,掃黑除惡很多人認為是公檢法的事情,老百姓參與程度不高,因此偵查難度很大,要解決這些問題,第一,嚴格村“兩委”換屆資格審查,解決農村“空心化”問題,黑惡勢力就不會乘虛而入。第二,強化對于礦產資源、建筑工程、地下金融、電信網絡服務等領域的監控。第三,對社會閑散人員、刑滿釋放人員等加強管控。第四,充分利用大數據、云計算、區塊鏈、互聯網技術對社會進行網格化管理。
 
  五、安全治理問題與趨勢
 
  北京師范大學教授趙軍以交通輔警“獨立警務”問題為切入,認為依法治理與有效治理存在對抗性張力;不能忽視交通輔警是維護交通秩序不可或缺的重要力量,但亟待解決的問題是輔警法律地位缺乏權威性及其所誘發的與相對人的沖突。社會治理法治化的模式選擇及制度設計取決于相關問題的本土實情,政府與社會通過互動協商達成共識是實現社會治理法治化的關鍵。
 
  華中科技大學社會學院副院長劉成斌認為,對吸毒人員應劃類分級關押戒毒。一是傳統毒品與新型毒品戒毒人員應該分開;二是根據毒品的危害程度,也就是對成癮程度進行分級;三是對戒毒人員認知與態度進行分級;四是根據改造能力,就是習藝能力和改造以后的就業能力也作為重要的戒毒期間的關押依據。根據相關表現我們對戒毒人員進行分區、分類、分級關押,目的在于有效降低復吸率。
 
  中國政法大學大數據犯罪研究中心教授姜斌祥認為,隨著政府促進各部門大力開展信息化建設,部門間利益保護、互不信任,以及缺乏建設的理論和標準,使得系統建設亂象叢生,盲目上馬,重復投資建設,出現了大量互不共享的信息孤島,對犯罪治理極為不利。因此,研究跨節點互不信任下的犯罪治理共享共建理論和方法就成為關鍵之所在。
 
  西南財經大學副教授熊謀林認為,刑法上可以繼續廢除實踐中沒有或很少適用的罪名,且在總則中明確死緩裁判的條件和方式;司法上重視死刑緩期執行,控制故意殺人罪和販賣毒品的死刑立即執行裁判。死刑存廢問題在全球并無定論,活躍的學術探討有助于司法運用與立法改革相得益彰。
 
 
來源:人民法院報
責任編輯:馬 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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